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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行与邮票订印

来源：收藏发布于 2024-11-23 阅读次

     费拉尔于1896年10月8日抵达日本长崎，到1897年1月8日离开日本返回上海，他的日本之行，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为大清邮政官局采办了邮政物资，如日戳〈即英汉文大圆戳〉、印台、天平秤、信封、包装纸和邮局员工佩戴的小圆章，等等；还订印了银元面值的新邮票和明信片。档案中保留的费拉尔致葛显礼的22封公私信函和其他资料，记录了费拉尔日本之行的大致情况，提供了日本版播龙邮票订印过程的若干细节。

    一、邮票印制的三项提议
    1896年10月8日，费拉尔开始了在日本长崎的业务活动，此后近十天时间里，他相继到过下关、神户、大阪和横滨，参观当地的造纸厂，拜访各种制品商，以及拜访了一些雕版师。上海的三井物产会社经理山本曾为费拉尔写了一些介绍信，所以各地三井物产会社的职员负责安排这些访问和洽谈，但结果并不理想。比如大阪的一位雕版师“虽然是个善绘花押字母和名片等等的艺术家，却说邮票母模太难”。横滨的三井物产职员藤本带费拉尔去见“尽可能多的雕版师和制品商,也未见成效”。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费拉尔到了东京，立刻去了筑地活版制造所，发现“唯一一个英文尚可的人野村先生。外出度假，那里没人了解我，所以我无法按设想立即拍电报”。就这批费拉尔信件中所述的情节，他在日本筹办邮政物资的活动得到三井物产会社的许多帮助，他本人也对这家日本公司颇多赞誉之辞;但此时他与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已无三年前那种较为密切的关系。到日本已有十天，但邮票价格查询订印之事尚无着落。第二天(1月 18日)是星期日，费拉尔找到了清政府的驻日公使裕庚。在弄清费拉尔来访的原因后，裕庚表示可以“鼎力相助”：公使阁下当即主动提出他可以助一臂之力，答应我在任何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他的英一汉一日语翻译罗先生。公使阁下鼎力相助，给日本外务省写信，以便我去日本的政府造纸厂和雕版、印刷部门。公使阁下十分仔细地察看了邮票图稿，十分高兴，我想还拿给女士们看了。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

     从中国驻日外交机构获得帮助，原不在葛显礼和费拉尔的计划之内，用费拉尔的话说，“我既不认识他，又无人介绍，没有证明文件，而且是不请自来”。但这次见面对日本版蟠龙邮票和明信片的订印却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它不仅证明了费拉尔日本之行的正式官方身份，使日本的一些政府部门对他敞开了大门，而且一些清朝驻日外交人员开始参与此事，并在以后承担起邮票验收、发运和结账等重要工作。10月19日上午，费拉尔和罗翻译官拜会了日本外务省官员，随即被介绍给递信省长官，该部的财务秘书中桥被指定协助费拉尔的业务。此后，邮票订印工作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折。当天下午’费拉尔再次拜访筑地活版制造所，被告知“他们目前无法从亊任何工作，他们的雕版师一直忙着政府的事情，何况他们自己也有广泛的政府合同”。但费拉尔在那里获悉了 “他们最好的雕版师”的下落，于是携同译员连夜出发,第二天将该雕版师带回东京。10月20日，费拉尔给上海的海关造册处发电报称为政府工作的筑地雕版师认为邮票雕版师可以按照费拉尔的（设计）细节工作。”10月24日上午，费拉尔在中桥和东京三井物产会社职员藤木(巧仲)的陪同下,参观了政府的造纸厂、钞票和邮票雕版、印刷等部门。在当天写给葛显礼的信函中,费拉尔报告了到日本后他所得到的有关邮票印制的三项提议：第一，曾经担任日本大藏省印刷局首席雕刻师的意大利人乔索内，“提出愿意承担这一工作”。乔索内，意大利热那亚人。早年在米兰国立文艺大学执教，后进人德国法兰克福的公司工作。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在德国订印纸币,其雕版工作即由乔索内担任。以后他受日本政府招聘,于1875年(明治八年月14日抵东京，就职于大藏省印刷局I享受高级专家的待遇，薪酬与当时日本的内阁大臣几乎相同。乔索内对该局纸币和邮票雕刻、印制工艺的改造以及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培养了大批人才。

　1891年退休后仍留居日本。费拉尔在致葛显礼的信中没有说明何时何地经何人介绍见到乔索内的，只说乔索内“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大藏省印刷局“所有的钞票和大多数邮票收藏的雕版均出自他手”。根据现有资料，10月21日费拉尔与乔索内已取得联系并谈及邮票印制，因为就在这一天，根据费拉尔的要求，乔索内就他所要承担的工作及其价格作了正式的书面答复：按照我即将收到的已经由大清邮政官局管理部门批准的设计图雕刻上述邮票的母模。
——为邮票印制而对12个母模进行翻制。
——按照即将发出的指令印制全部邮票如下：
邮票共12种，面值为1/2分、1分、2分、4分、5分、 10、20、30、50 分，1 元、2 元和 5 元。
这12种邮票将被雕刻，以便釆用凸版工艺印刷。―每一面值将按照与设计图一起发出的指示用不同的颜色印刷。邮票将按照每全张100枚印制，每全张都刷背胶并按常规打上齿孔，印刷邮票的纸张就像样品那样带有水印。我承诺在1896年12月份拿出雕刻好的12种邮票的彩色样票，并1897年1月送交全部发行的邮票，每种面值100000枚，总共1200000枚。乔索内给出的费用清单为:雕刻12个母模1000元;每个母模翻制100个子模，1200个子模共1200元;1200000枚邮票的印刷、上胶、打孔，包括纸张共840元;全部费用总计3040元。于此，费拉尔表示:“他要一个在我看来很大的数目”。第二，日本的递信省提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印刷局的成本价印刷并完成一切，事后交还母模和印版”。费拉尔在实地考察后认为，“如果此事能办妥，可以节省600—800元或许还要多”。但这件事情需要中国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要求,才能开始。费拉尔向葛显礼表示：我提请恷考虑这一问闻。他们还同意以成本价提供天平秤、包装纸等等，以及他们自已人制造的曰戳和盖销戮，均在一月份按时完成。这无疑是个十分诚挚的意向，我的印象是他们会信守做出的承诺。中国政府接受与否当然取决于您的考虑及决定。这个提议虽然需要政府层面的外交使团出面，但看得出费拉尔对此还是很有兴趣的。

　　第三，筑地活版制造所介绍的那位雕版师也答应可以雕刻母模并翻制子模。“他要求雕刻一个硬铜母模30元，12个即为360元;每个母模（翻制）40个子模为50 元，12套即为600元;总共为960元”。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是邮票的印刷：我们需要买机器，在上海价格为300—400两银子，需要买颜料并使用我们自己的纸张，为进展顺利还必须花些时间先小批量地试印。……那个日本人和任何雕版师一样一哪怕是为政府工作的一都需要监视，而我又无法说服哪位雕版师到中国来。尽管费拉尔称我看过那人的活计,是为政府做的，很漂亮”，但他显然对此建议持保留态度。费拉尔在信函的最后表示要回上海讨论在日本订印邮票的意愿：“除非我有权可以决定和签署合同，我在这里已无事可干了。而在签约之前，如果我获准向您面陈一切，当十分高兴。尽管我相信我的进展和成果可能使您满意，但在最后决定之前尚有许多考虑的余地。”在日本东京大都会旅馆住宿的费拉尔于 1896年10月24日晚8时完成了他来到日本的第一封公函并立即发出，按照当时中日之间邮件的寄递速度，我们可以推想，到了 10月底，邮政总办葛显礼在订印银元面值新邮票的问题上，应该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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