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的邮驿系统

　　中闻第-套邮票一大龙邮票发行―1878年，它的出 现，预示着中国通倍领域行将发生重大的变举。

　　大龙邮票诞生的19世纪中叶，中闻还没有全阔忡的近 代邮政系统，各种服务对象、运营方式、收费方式和标 准不的通信机构并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以及 前丁业化时代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决定了当时通信组织 新旧杂陈、中西并存的复杂状况。

　　在19世纪中国备种通信机构中，能够四通八达、覆盖 全国的网络只苻古老的邮驿系统。中国內代的邮驿，既是传递朝廷公文、保持政令畅通的机构，同时也迎来送往，为官方人 员交通食宿和官物运送提供服务。这种兼有邮递、交通、运输多 重功能的组织，是人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克服空间距离障碍的 创造。在中国历史上持续演进两千多年的邮驿系统，是中华民族 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之一。

　　邮驿起源于早期国家军事征伐和日常行政管理的需求，它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家控制下的有组织的通信和交 通活动。从现有资料看，中国邮驿的产生与西北边境御敌有着直 接的关系。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与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之间的 对抗和融合，在中国历史的黎明时期即已出现，并在以后的几千 年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有文字记载的通 信活动，始见于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据专家考证，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不少西北边境守将差遣“鼓” 向京师报警的记载。到了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 年）早期国家有组织的通信活动巳具雏形。春秋战国时期（公儿前770年一前221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 以及诸侯、列国间征战和交往的需要，邮传机构已经相当普遍地 建立起来。先秦文献中对此有较为丰富的记述，并涉及到其组织 结构和传递方式等诸多方面。据《孟子，公孙丑》中引用，孔子曾经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用邮传的速度来比喻德 政因受人欢迎而能广为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人们对邮 传已经相当熟悉。从此，“置邮传命”作为一个专门用语，被后人 用来描述邮驿的性质和主要功能，频繁地出现在历代文献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 王朝。这种体制尽管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 其基本结构在中国一直延续到1911年。对于一个疆域广大的封 建王朝来说,要维持这样一种体制的正常运行，不建立较为畅通 的交通和信息传递网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秦代以及继秦而兴 的汉代（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4年；东汉，25—220年）统 治者十分重视道路的修建和邮驿的设置。秦汉时期是中国国内 外水陆交通路线的开创期，也是中国古代邮驿的奠基期。近几十 年出土的秦代简牍中留存了不少关于邮驿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对公文的传递方式和路线、公文的分类和封发，以及公文的传 递时限等，已经有了相当具体的规定。经过两汉400多年的经 营，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全国交通和通信网终于建成。在这个 网络中，朝廷有太尉府法曹兼管邮驿，地方郡县（东汉为州、郡、 县）则由其长官直接管理负责通信的邮亭和驿置，以及负责过往 官员住宿车马的传舍。邮驿法令已初步建立，传车、驿骑和步递 有不同的任务，其行进速度也有不同的规定，维持邮驿的费用和 人力已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汉代对匈奴的长期征战极大地刺激 了邮驿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敦煌、张掖一带出土的几 万枚汉简，生动地记录了汉代西北邮驿的各种细节，展示了这条 邮驿路线的发达和精密程度。

　　全国性的统一邮驿在隋唐以后进入了成熟期。经过三国魏晋南北朝三个多世纪的开发，中国经济的重心已南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牖域的开拓和人口的繁衍，不仅为邮驿的进步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也呼唤着更普遍更有效率的通信组织。纸张的使用在当时已经普及，它使中央及各级官僚机构的公文数量激增，也使更多、更便捷地传递这些公文成为可能。如果说秦汉以前邮传的军事功能相当突出，那么隋唐以后，邮驿服务于大一统国家内部行政管理的作用则日渐明显。

　　这一时期邮驿建设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首推元代邮驿。13世纪崛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骑士，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建立起跨欧亚大陆的空前规模的帝国。蒙古汗国的站赤制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26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任汗位不久，即着手在南方行省拓展邮驿。元代邮驿的宏伟规模和组织完善，在当时世界上独步一时，给来到东方旅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若以实际作用而论，北宋始设的步行递铺系统似乎对后世 影响更大。由于长期与辽、金、西夏等西北游牧民族处于对峙状 态，北宋马匹严重匮乏，故其邮驿系统中大量采用步递。北宋独 特的以建制内的兵卒替代百姓为递夫的铺兵制度，则为这种方 式的创办和管理提供了组织保证。步递并不始于宋代，但组织广 泛的人力资源投人邮驿，建立大规模、高效率的步递通信网络，则是北宋的创造。据推算，北宋共有递铺6000余个，以县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每隔10里至25里设置一处，各铺铺兵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步递的速度似乎并不比马递慢多少，为军亊目的而设的“急脚递”，每昼夜可赶路400里。据宋人 ，元代“祥州沈括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0068—1077站印”铜印。（内蒙古年）设“金字牌急脚递”，“日行五百里，不呼伦贝尔盟出土。

　　以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这种效率 和速度足相当惊人的。由于步递对道路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 所以更有利于邮驿网的延伸。宋代以后的历朝都有急递铺组 织，就连拥有驿马44000多匹、驿狗3000只、水驿420处、备驿 船5920艘、站赤盛极一时的元代，也有与驿站并行专门传送官 方文书的急递铺系统，而且其发达程度超过了宋朝。据马可丨波 罗记载：在各个驿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 大约有四十户人家。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也同样替皇帝陛 下服役。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 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 们只跑约五公里，也就是说，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个， 响铃声报知了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 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

　　在隋唐以及宋元明三朝，传驿已经合一，邮驿正式兼有通信、官员迎送和小件货物运输的职能，其制度已由律令的形式加以确认。隋唐和宋元明邮驿的管理机构、网络分布、驿站设置等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下文将要叙述的19世纪中叶清朝邮驿所具有的各种要素，在此时已经基本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