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关内外“通邮”贴用邮票

　　东北中华邮政撤入关内后，伪满邮政于1932年7月26日开始发行邮票。从1932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 降，伪满邮政共发行37次159种邮票。

　　1932年9月，东北爱国将领苏炳文在国难当头之际，率部 英勇抗日，出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活动于海拉尔、满洲里 —带。为了反满抗日，苏炳文于9月27日指令海拉尔、满洲里邮 局，将伪满邮票加盖“中华邮政”字样方准出售、使用。此举引起 日伪邮政当局的恐慌，遂采取紧急措施，凡发现贴有该加盖票 者,除扣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外，邮票必须揭下，另册保管。此加盖 票集邮界称“苏炳文加盖票”，加盖原票为伪满第一版普通邮票， “中华邮政”四字为木戳手工加盖，自右而左，皆加盖在原票的上 方,加盖颜色有红、黑、紫三种。

1933年11月，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执行妥协退让方针， 欲以牺牲局部利益维持对日“和平”，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 的误国政策。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到达 北京，在同南京政府的代表黄郛、何应钦谈判《塘沽协定》的“善 后”问题时，他要求中国指派代表谈判关内外“通车通邮”问题， 企图利用通车通邮迫使国民党政府公开承认伪“满洲国”傀儡政 权。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 遭到了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的一致谴责，不得不暂时拒绝了冈村的要求。但邮递阻断，汇兑停顿,不仅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而 且给关内外民众带来极大的不便。1934年4月，南京政府作出 了可“酌量赞同”与东北通邮的决定。9月，南京政府派出髙宗 武、余翔麟为代表，与日本关东军“嘱托主席委员”藤原保明、代 谷胜三在北京谈判关内外通邮问题。南京政府代表坚持不承认 “满洲国”的原则，提出不用伪满现行邮票，不与伪满直接交换邮 件及日戳上不用“新京”字样等为通邮前提条件，而日方代表则 气焰嚣张，咄咄逼人，提出《关于满华间通信办法之暂行规定》一 案，坚持必须承认满洲邮政所，邮票上必须有满洲邮政所字样， 邮戳须用满洲现用文戳等，并要求除普通邮件外，快信、汇兑、挂 号、包裹等均须恢复办理。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数次陷人僵局， 近乎破裂。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圭在最后时刻奉命北上活 动，终于在1934年12月14日达成了《通邮大纲谅解事项》9项 条款，包括《通邮办法的谅解事项》7条，附《处理出进山海关、古 北口邮政汇兑暂行办法》各1件。其主要内容是双方通邮在 邮政机关间进行，在山海关、古北口设立转递机关;之通邮用之 乙方(关东军)特种邮票上，不加印“满洲”或“满洲国”字样；1 邮戳在乙方用欧文；4邮资由双方邮政主管机关各自定之； 通邮事务之文书(单据在内）尽量标用公历;　通邮日期为次年 1月7日；通过西伯利亚的邮件照旧办理，等等。根据这项 “协定”，1935年1月10日起，关内外实行通邮;2月1日起互通 包裹与汇兑。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对东北的邮政封锁宣布取消。

　　为实行关内外通邮，伪满洲国于1935—1937年发行了专门贴用于寄往中华邮政管辖区信件上的“通邮”邮票。这组邮票 上虽无“满洲国”国名，但有伪满“国徽”图案，这一设计充分暴 露了日伪当局的险恶用心与卑劣伎俩。从1935年1月1日至 1937年4月1日，伪满当局共发行4版14种“通邮”邮票。因邮 政资费调整，1937年4月1日又发行加盖改值“通邮”邮票1套 9枚。
伪满洲国发行的“通邮”邮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 产物和历史罪证，其与后来日本在华扶植的各类伪政权所发行 的邮票一样，是一种特殊的邮票种类。

　　限地区贴用邮票的发行,是中华邮政当局在军阀混战，政局 变幻，外患内忧，金融动荡的历史时期，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举 措。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因各地币值悬殊而给邮政部门 造成的巨大损失，但毕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