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市在起落中寻求发展

　　中国邮票公司营业厅内外形成了一个以集邮者为主体，以交 换邮票为主，买卖邮票为辅的活动场所。集邮者手中拿着集邮 册，供人挑选交换。在这块交换场地中，邮票种类较多，除了新 中国邮票外，还有清代邮票、民国邮票、中低档的解放区邮票， 以及外国邮票。交换方法还是采用五六十年代的方式，以票换 票，差额可到邮票公司里买一两套邮票相抵，或是直接用钱找 补。他们既交换邮票，也交流邮识，还传递一些集邮信息，这里 是集邮者调剂余缺的好去处。进入80年代后，交换邮票场地的 内容性质逐渐变化。“倒卖邮票”的人数迅速扩大，逢节假日均 有上千人聚集在中国邮票公司门前的马路上，进行邮票交易。凡 是邮票公司没有的，在这里多能买到。因无任何政府部门出面管 理，邮市处于自然状态。但北京出现过多次对邮市围抄的事件， 有关部门认为“影响市容”。这种查抄收缴行为在1984年、1985 年发展到顶峰。由于法律不健全，执法人员在围抄没收邮票后不 给予收据，使不少前来交换邮票的集邮者蒙受损失。

　　上海的集邮市场最初也是在上海市邮票公司营业厅内外形 成。节假日，营业厅内外挤满了人，交易的票种远比邮票公司的 齐全。在思南路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市场”，星期天有近千人在 这里买卖邮票。有的当场成交，有的因数量大或涉及珍贵邮票， 便在此谈妥价钱，易地交讫票款。此市场也难免遭受围抄的命 运。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82年1月28日广播：近期一次围 抄，没收了非法市场的1万多枚邮票……

　　其他大城市的邮市状态与北京、上海差不多，有的也遭到围抄没收的打击。
　　北京的集邮市场规模在全国是最大的，影响也最大。到 1982年，北京的邮市不只由北京集邮者、邮商构成，外省市集 邮者以及邮票行商到此买卖邮票的也不少。北京的邮市在“非 法”中走向繁荣。虽经五六次大围抄、大收没，被迫易地五六 处，而每驻一处皆现兴旺。邮市顽强的生命力，得以市场经济的 支撑。

　　市场的呼唤，使邮市的邮品品种非常丰富。有来自山区甚至 太行山解放区的实寄封，也有老集邮家的藏品，一些不见经传的 珍稀邮票也出现了。1980年，有人出让大票幅的“一片红”，索 价400元、“全面胜利” 450元。因为这2枚邮票当时未见记载， 北京几位集邮家都未敢染指。小票幅的“一片红"时价300元可 以成交，因为此票敏感性太强，卖方恐遇不测，大多在邮市上谈 妥邮票，易地出手。“文革”票最为抢手，一是集邮者买进补缺； 二则流传至国外的“文革”票标价很高，有的香港邮商在北京找 人代为收购邮票，使“文革”票价格日日攀升。到1981年夏，文4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新票5枚已卖到100元，文12 “毛主席去 安源”卖到5元1枚。

　　这个时期，有些邮票行商开始“上山下 乡”，到山区农村或是自已插过队的地方收购信封，到农村供销 社邮票代售点收购积压的邮票。1982年一批“文革”普票上市， 其来源是偏远山区。收购上来的实寄封较有价值的，见有 1957—1959年的美术邮资封，每件5元至10元不等，这些封大 多也收自偏僻地区。有些家藏的邮票，也被发掘出来。80年代 初，天津一位从事邮票买卖的人，以每枚1分钱的价格在锦州郊 区收购数万枚日本早期的新套票，其中包括公园票、航空票等 等。市场使一些“死”票活了起来，市场为邮品的流通创造了条 件，这对广泛开展集邮活动，发展中国的邮票业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