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在香港印制的邮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军在张家口及平绥 路一带自设邮局，建立了所谓的“察南邮政”，需要大量邮票。驻 扎在北平的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以维持察南邮政业务需要的 名义，多次派人到北平邮政管理局索要邮票，遭到该局局长巴立 地的拒绝。过了几天，北平维持会的日本顾问带着日本士兵和 数名便衣队人员及当地警察，再次来到邮局索要邮票，并说可以 开收据，日后还将归还。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欺骗,最后还是抢走 了总面值达5万元的邮票。10月2日下午，又有6 名警察闯人供应处驻北平印票监视员陶麻结夫的寓所，将其强 行带走，并逼其说出邮票印版的存放处所。与此同时，警察局传 巴立地问话。陶麻结夫不掌管邮票印版，自然无法说出印版的去 向，而巴立地则态度坚决，“无可奉告”。其实，为预防北平发生事 故，北平邮政管理局原想在日军到来之前将印版销毁，但因邮政 总局对销毁印版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如果等到批准手续下达，恐 怕日军早已将印版抢走，所以该局先将印版存放在巴立地寓所， 后因时局紧张，为了安全，又将印版存入英商麦加利银行北京分 行，并电请上海麦加利银行总行，没有经过邮政总局的书面许可，不得将印版交给任何人。由于北平邮政管理局的努力，这批 印版始终安然无恙。后来，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制烈士像邮票时， 用的就是这批保存下来的印版。

　　1937年11月，“淞沪抗战”失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等印刷厂家，纷纷将大部 分印刷设备迁往香港。邮政总局原拟在上海华商中采取招标办 法印制邮票的计划，不得不在香港落实。原定由中华书局一家来 完成印票业务的计划稍感紧张，邮政总局遂又将商务印书馆作 为在香港印制邮票的厂家之一。

　　邮政总局最初驻港人员只有三四个人，由副邮务长罗特主 持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邮政总局从上海供应处又调 来三个人，前来协助罗特办理香港印票业务。罗特考虑商务印书 馆开工后，事务将更加繁忙，这些人手仍不够用，所以特向邮政 总局请示，除将一名邮务员改派印票课工作，并请另外增加6名 邮务员来港工作。当时香港邮政事务十分繁忙，从在港工作的赵 山明的信中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他在1939年1月3日给 “友人”的信中写道：

　　在此间，除关于印票处公事归弟起稿缮写抄底及翻电 打字外，所有其他与罗公（罗特）来往文卷弟亦协助办理，故 颇忙碌，至何、宋、孙三位，亦以办理监视印票事，如发纸监 视收票发票等，亦无闲暇……现在所最感不便者即为至中 华书局办公。该书局位于马头角，距九龙城为近(九龙城并 无城仅虚名耳)，该处地方偏僻，又无相当房屋可住，弟等每 曰须步行十五分钟始达汽车站，汽车行十五分钟方抵马头 角。罗特公尚须由香港渡海而来，一次须费时三刻甚至一小 时之久，在时间上诚不经济，发邮票既无信差，又无苦力， 目前系包成小包，由罗特公携港寄发<差不多天天发>，如多则由何君与弟送往香港交寄，殊感困难，弟每隨往香港，实疲于奔命。前者为商务合同事，嘱稿至夜半始罢，殊觉劳顿。

　　鉴于香港邮票课的事务确属繁忙，邮政总局批准了罗特要 求增派人员的建议，截至1941年12月，香港邮票课专职人员， 已达到9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