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集邮的曲折、封闭

      60年代初，经过《集邮》杂志关于集邮观的三次讨论，加 上“自然灾害”，人们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不少 人的集邮热情大大降低了。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集邮公司陆续撤掉苏联及东欧国家的 邮票，原来大厅西侧整个一排展柜里全部是苏联邮票，琳琅满 目，如今，几个插票板上只有稀稀落落的体育、动物、花卉等等 “中性”邮票出售。东欧诸国邮票也撤掉许多，唯罗马尼亚邮票保留略多一些，但也以“中性”邮票居多。营业厅变得空空荡荡 了。

     《集邮》杂志关于集邮活动的舆论导向，人民生活的窘困， 集邮公司削减外票邮售种类，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制约，使全国 的集邮热潮低落，集邮人数开始减少。

       1962年、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文化领域呈现活跃 气氛。此时，邮票选题又有所扩展，《梅兰芳舞台艺术》等邮票 都是这一时期发行的。《集邮》杂志以介绍传统集邮知识、邮票 画面的专题知识及中国邮政、邮票史等内容，取代了冗长枯燥的 政治说教文章，集邮活动有所回温。但这只是短暂的，局部的向 好，无法挽回大势的低落，因为“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进一步 发展着。集邮，无法逆转这种形势。由交换、买卖邮票的集邮者构成的市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 与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社会环境中，难以生存。60年代中 期，中国集邮公司营业厅内外的交换者只有三三两两的。后来只 要发现人群中有买卖邮票的，立即有人上前严加盘查，有时还将 买卖双方带到东安市场公安机关，向双方单位发函调査，或是通 知单位领导。中国集邮公司营业厅内外冷落，昔日的繁荣风光不 再。

       在集邮活动低落的状况下，仍有部分集邮者以一股政治热情 坚持集邮活动。因为当时宣传导向把集邮与政治紧密相连，“集 邮即政治”。占集邮队伍的青少年集邮者都是“在红旗下长 大的”，容易接受单向的灌输，封闭使他们看不到集邮的原貌和 本真，认为集邮就是现实这个样子。他们不改初衷，但在集邮活 动中投人了更为髙涨的政治热情。

      在这种政治热情驱使下，1964年10月，为纪念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15周年，宜昌、合肥、广州、杭州、福州、长沙、贵 阳等十几个城市的集邮者举办邮票展览。展览会都是以建国15周年的成就为主题，展出中国15年来发行的纪念邮票、特种邮 票，并配以文字说明。
这一时期，广东地区集邮较为活跃。1963年3月，“广州市 工人文化宫职工集邮筹备小组”成立，选出常增书为组长。这个 集邮小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除组织交换邮票、欣赏邮票外，还 结合政治形势组织集邮讲座，协助广州市集邮分公司举办“新中 国邮票展览”、“光辉的16年邮票展览”。该集邮小组还出版了油 印的会刊《集邮简讯》、《广州职工集邮》，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1965年2月，广州集邮分公司和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举办邮 展，展出了解放区邮票和新中国邮票。同时组织“1964年我最 喜爱的邮票”评选活动。

     1966年5月，北京市通县地区结合社会主义教育举办一次 邮展，这是“文革”前国内最后一次区级的规模较大的邮展。初 春时节，北京集邮者、身为行政干部的朱祖威，用自己的邮票在 本单位举办了一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邮票展览，受到 好评。后来通县县委书记得知此事，决定组织全县干部和中小学 生参观。5月，邮展规模扩大，上级拨了经费，由朱祖威负责， 组织专人筹备邮展。邮展没有展框，没有贴页，用白板纸作底， 用玻璃纸包好邮票粘在白板纸上，每块白板纸上写有标题和说明 文字，并配上有关照片和剪报，九名讲解员分工讲解。邮展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 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东风压倒西风”四部分。共展出邮票 3000多枚，均由朱祖威提供。邮展开幕时，通县县局领导由县 委书记带队参观。展览采取按系统发票的办法，基层单位组织职 工参观，等于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在7000多名参观者中，集邮 者却寥寥无几。

      60年代中期，在极左思潮给集邮活动带来危害愈发严重的 时候，集邮工作者和集邮爱好者仍以敬业和爱国的政治热情，从民间抢救、收回一批土地革命时期老苏区珍责的邮票，使这批珍 贵的革命文物没有流出境外。

      1964年秋天，中国集邮公司经理王安国受邮电部邮票发行 局的委托，请广州市工人业余集邮小组的组长常增书协助收购流 落在民间的一批苏区邮票。这些邮票包括：①湘輳边省赤色邮票 面值1分的42枚〈新〉、2分10枚(新)8分1枚(新)；②苏 维埃邮政欠资邮票1分17枚(新)、2分8枚(新)；③苏维埃邮 政花草图邮票2分1枚(新)、五角星图邮票3分3(旧)；④ 苏维埃邮政地球图邮票半分1枚(新)1分1枚(旧)共84 枚，其中有单枚票、双连票，还有多枚连张。

       这批邮票在一位四川药商手中。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这 位川商经长沙去广州，因交通中断被困长沙，他用药材换了这些 邮票返回四川。1958年，他将这些邮票带到广州，准备卖给香 港邮商，因价格未能谈拢，没有成交。邮电部得知此事后，于 1959年委派广州市邮政局与川商联系洽购，但川商索要价钱太 髙，于是，邮局方面明确告知，这些邮票是革命文物，不准出 口。这件事便搁置下来。1965年1月，常增书受托拜访川商， 谈明来意，川商表示愿意考虑。之后，川商给邮电部邮票发行局 写信，提出要有发行局的授权书，并且要一个奖状。邮票发行局 很快回函：“你的来信已收见。我们为了收集老苏区邮票，已委 托常增书同志帮助迸行这件事。对你所存的苏区邮票能转让给国 家保存，我们表示欢迎，并致以谢意。希望你继续与常增书同志 联系，如洽妥即请将邮票交常同志转给我们鉴定，以便汇拨价 款。”当时，邮票发行局出价1500元。此时又有港商出现，愿以 高出三倍的价格买下这批邮票，被常增书及时制止。最后，川商 将他收藏的全部赤色邮票送交广州邮政局，他还主动写了这批邮 票来历的资料，连同邮票一并转邮电部。

     由于这批珍贵的邮票收回及时，避免了流出境外。倘若仍在川商个人手中，也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劫难。现在这些苏区赤 色珍邮由中国邮票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