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后期邮票的囤积

      沦陷后期，上海和其他地方一样，物价上涨，投机倒把之风 盛行3人们为求保值，也多购买物资储存，集邮家们自亦不能例 外。而他们当中的少数多财善贾者，则将邮票视为“筹码”从事 于囤积。上海米高美舞厅的大股东蒋锦松，即为当时邮票囤积大户之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他还囤有纽约版（孙中山像邮票）近万 套，港版航空票、欠资票及港版烈士票近万套，上海“暂售”票 1000套，“暂售”加盖国币则有5万套……类似这样的邮票囤积 大户，在当时的上海很有几人，如王振家、陈海忠等，后都获利 丰厚。

      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国内各地邮市一度兴旺。那些经营邮 票出口的出口商，也十分活跃，成百上千套的纪念邮票出口到国 外，从而启动了纪念邮票和成套普通票的大宗交易。原来的一些 囤户时来运转。于是在一些大城市除了集邮家与邮商之间的常规 生意之外，大宗交易也形成了一定的气候。

     最初作为“筹码”出现的邮票为“庆祝胜利”和“蒋寿”两 组纪念邮票，还有7枚1组的“暂售”加盖“国币”改值普通邮 票。后来，其他纪念邮票陆续发行，像“国民大会”、“还都”、 “教师节”、“台湾光复”等等，也都成了 “筹码”，被用来大宗交 易，或是出口，或是囤积。但是很快有一件事，给邮票囤积者一个很大的打击。

     1947年3月，为国家邮政开办50周年，交通部邮政总局在 美国订印了纪念邮票1组，全套5枚，计划在当年发行。为了防 止发售时邮局窗口拥挤，各地邮局特办理预订，并限定每人或每 ―团体至少预定10套，最多为1000套。预订期限为1947年7月 15日到8月20日。这批邮票总数为4000万枚<簡万套〉，于1947年9月中旬 全部由美国运抵上海。但由于外汇短缺，行政院拒绝签发许可="" 证，使得这批邮票一直压在海关关栈，不能提取。经过一连串的="" 纠缠交涉到12月中旬才办完进口手续。12月16日正式出售时，="" 平信邮资已由年初的500元调到2000元，上涨了="" 4倍。这组印="" 得满精致的纪念票马上成了低面值，根本派不上用场，自然而然邮票，即近1000种。同时解放区的邮票，也从不同渠道流人邮="" 市。中华邮政发行的邮票，版别多，加盖形式复杂，正符合了传="" 统集邮的钻研需要。不少有识之士从事研究，成果显著，使得民="" 国后期近代邮票，加盖“国币”、“金圆”和“银圆”邮票的知名" 度，在国际上受到关注。有不少外国集邮家对这类邮票的搜集和="" 研究也是大有兴趣。美国的威廉斯就是其中之一。他还出版了几" 本专著，发表了他对民国后期“国币”与“金、银圆”票的研究"

    “东北地方加盖”票虽然出现了数千种，被视为身分不明， 但在国外的搜集者要比国内踊跃，而且还出版专门目录。
各种邮刊的大量出版，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据不完全统 计，大大小小的邮学刊物出版有数十种。其中立论严谨、资料翔 实的在十种以上。有些文章实用价值高，具有极大的参考性，时 至今日仍为人们所珍视。曾有人将这些刊物和文章加以整理，复 印出版。
不只是对邮品方面微观式的研究，有些涉及集邮理论方面的 课题，在这时也有所出现。例如：黄维在《近代邮刊》上撰写 《关于国邮命名的检讨》，并开展一场群众性的讨论，就是中国第 一篇系统论述中国邮票票名及集邮名词规范化问题的文章。它虽 然在这方面开了先河，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是到此 为止，不可能有像今日这样大的突破。

     孙君毅在《新光邮票杂志》上发表《邮政法诠讨》，是中国 第一篇从法律角度论述邮政法的文章。说明从那时起，集邮人士 对集邮宏观上的研讨，已经有所启动。
另外，邮政当局对集邮的倡导，也是不应忽视的。无论是各 主要邮区邮政管理局广设集邮台，还是举办邮票展览会，无疑都 是对集邮活动的大促动。售票窗口和集邮柜台，都是照面值出售 邮票，更是给集邮人士莫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