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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集邮

来源:收藏 发布于 2013-07-17 阅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历时 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1945年8月26日,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徐继庄签发“收复 沦陷区邮政紧急措施办法”及“接收沦陷区邮政补充办法”等4 个文件,责令所有敌占区的邮局人员做好看管工作以等待接收, 并告诫不许中断或停顿邮路,应当照常收寄邮件。很快,中华邮政总局派遣少数高级人员,附搭军用飞机先行 抵达各重要收复地区做接收的准备。由于军用繁忙,一切文件、 单证和邮票均无法运送,所以,在收复区和光复区,只能各自采 取临时措施。华北方面仍暂准使用加盖“华北”原值邮票,上海 及华南仍使用“上海暂售”邮票,东北三省暂时仍用伪满洲国邮 票,台湾省仍使用日本邮票一邮资亦暂时各自维持原状。曾在太平洋战争后被日本侵占并受其控制的中华邮政总局驻 沪办事处,于9月间重新行使职权。所有收复区各邮政管理局暂 时统由该办事处指挥监督。

     9月13日,邮总驻沪办事处发出通告,收复区邮资改按国 币(法币〉计收。在内地邮票未运到之前,先利用“暂售”邮票 7种,按财政部公布的“中储券” 200元折合国币1元比率,再 加盖成“国币X角”或“国币X元”发售以应急需,于9月17 日在上海邮局窗口出售,同时也分发到各地。河南邮政管理局被 接管后,因为交通不畅,邮票不能运到,经呈准利用伪“华北” 原票加盖“国币”改值邮票3种。这就是最早出现的“国币”改 值邮票。在接收过程中,邮政总局利用库存各版原票,加盖“国 币”改值,继续使用。同时存于重庆的旧版邮票也就地加盖“国局就地加盖的邮票。截至东北全面解放,中华邮政总局和各邮政 管理局共发行了加盖票和特印票近100种。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再加上国民政府大小官员贪污腐 化成风,一些接收大员乘机大发胜利财,大量的军费支出以及经 济的凋敝,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随着通货膨胀,法币贬 值,致使邮资一再调整,邮票七面值亦愈印愈髙,邮政当局新印 制的几组普通邮票,也远远不能赶上面值的不断加大,只能继续 采用加盖改值的办法来应付需求。1948年4月,当平信邮资提 高到5000元时,再发行5000元面值以上的改值邮票,均取消 “国币” 二字,加盖文字直接印成“改作XX圆”,数值框相应地 加长,集邮界称之为“长框改作”改值邮票,先后共发行了 16 种。

    东北地区和台湾省也不例外,东北流通券与台币也是一再贬 值,邮资紧随其后不断地大幅增长。例如“八一五”后,东三省 的平信邮资仅为东北流通券1角,到1948年7月,东北全面解 放前夕,国统区平信邮资已涨到1500元,增长了 15000倍;台 湾省光复时,平信邮资初定为10钱(1角),后调到70钱,到 1948年11月调为100元,半年之后又调到4000元。

     1948年夏天,法币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国民政府为摆脱 困境,于8月19日突然宣布“币值改革”,以金圆券为国家通用 货币,代替原来的法币。当时规定金圆券1元含纯金0.2217克, 折合法币300万元。通告限期兑换,同时宣布旧法币于11月底 停用,不得再在市面流通。

     邮政部门相应改按金圆券收费,并筹印金圆券面值邮票。这 一突然举动,使库存法币面值邮票、包裹印纸等积压甚多,弃之 可惜,于是仿照加盖“国币”先例,分别加盖“金圆”字样改值 后继续使用。改用金圆券以后,全国各税务部门余存的法币面值印花税票更是不少,为使废物利用,邮局与税务部门协商,照法币面值折 成金圆券向税务局收购成批的印花税票,以其做底票,用来加盖 成“金圆”邮票发售。

    1948年11月19日,邮局首次调整了更改金圆券后的邮资, 平信由半分调到1角。此后,通货膨胀仍未得到遏制,仅仅5个 月后,平信邮资升至金圆券1500元。而金0券面值邮票,竟由 开始的半分,升至金圆券崩溃前夕的500万元。这一时期,国统 区的中华邮政邮资和邮票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1949年4月间,湖南省民众拒用金圆券,很快波及到一些 尚未解放的省份。湖南邮政管理局通令所辖各局,自4月25曰 起,邮资正式按银圆收费,并首先发行了加盖银圆邮资单位邮票 和基数邮票。次日,江西邮区也起而仿效,’改订了银元邮资和加 盖邮资单位邮票。这就迫使中华邮政总局不得不呈报交通部批 准,各类邮资于4月27日起改按银圆收费。

    1949年6月8日,重庆华南版孙中山像邮资基数邮票,在国 统区内陆续发行。此时,已面临全国解放,这组被称为“华南版 银圆”的邮票,是民国时期正式印制的最后一组孙中山像邮票。 其中1元和5元两种高面值票售出不多,成了银圆邮票里有名的。

    1949年7月2日,撤退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又进行了一次 所谓改革币制发行银圆券以代替金圆券。7月4日和7月8日分 别在广州与重庆实施,规定金圆券5亿元或7.5亿元折合银圆券 1元。并令广东、东川邮区,就地加盖改作银圆邮票两组,供未 解放省份使用。这次“改革”未过几天,银圆券就和银圆脱了 钩,很快也发生了贬值。

    实行银圆邮资后,尚在使用金圆券的地区,系按中央银行当 曰银圆牌价折合成金圆券计算。这样一来,一封平信邮资折成不 断贬值的金圆券,要贴金圆券邮票数十枚或数百枚,出现了邮政史上罕见的把信封贴在邮票之上的怪现象。

     统观1945年8月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中华邮政总局和 各地方邮政管理部门发行的各类邮票,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相 比,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加盖”多,国币改值、金圆改 值、银圆改值、长框改作等,名目繁多;二是“升值”快,三年 内平信邮资从数角提高到金圆券5000元,邮票面值也由“X ”、“X元”提高到数以百万元计;三是有些邮票行用时曰短 暂,留存下来的不多。但是现藏于集邮人士手中的这一时期的邮 票,已经能够非常直观地反映出当肘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状 况。抗日战争胜利后,集邮界初始确实出现了一片新气象,从收 集、研究、办刊、著书诸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由于国民党政权 的腐败,经济崩溃,集邮热潮也只能是畸形的、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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