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集邮活动的发展

    一、社会的广泛支持
    为适应集邮者需求，1934年9月1日全国邮政会议决定设立 国内邮票特销课，专向国内外集邮者出售中外现行邮票，供收 藏。该特销课设在上海四川路。1937年9月，为方便集邮者加 盖邮政日戳，中华邮政总局通令：凡持有明信片及贴有邮票之信 封，请求加盖邮局日戳者，一律准予代销盖，同时要加盖“集邮 品”字样的木戳。表明邮政部门巳注意按集邮的需要，向集邮者 提供服务。

     1926年，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与上海邮票会会长布许，曾联名上书总税务司请求免征邮票进口税，当时遭拒绝。事隔8 年后，193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自12月3日起所有中国及 各国旧邮票进口，一概免征进口税。这项举措使当时的集邮者和 邮商都从中受到了益处。

     基督教青年会是外国教会在我国各地设立的带有宗教性质的 一种机构，对外开放，经常举办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传播西方文 化，也是集邮活动的场所之一。1923年，杭州基督教青年会里 出现的集邮活动，就是由该会总干事狄尔耐（美国人）和干事伍 立夫（美国人）等人带动起来的。1925年，在福州基督教青年 会内出现了以阮景光为首的集邮社团。其他地区的青年会也相继 举办过邮票展览，如：1928年5月1日，重庆基督教青年会举办 了重庆邮票展览，展出了毛宅三、陈宝君、贺伯辛、殷仲子、周 玉书、张福民、蒋伯埙、蔡寄云等人的中0'邮票20多框1000多 种，以及集邮书刊。1935年8月8日至“日，云南基督教青年 会为庆祝新会址在昆明落成，举办过中外邮票展览，省政府主席 龙云参加了开幕式，龙夫人为展览会剪彩。云南集邮者万灿文 0904—1959〉展出中国历次发行的新旧纪念邮票及非洲、欧洲 (德国、比利时)发行的纪念邮票；楚衍展出渝昆航空开航纪念 专集；美国籍集邮者安保罗展出美国、英国邮票。1926年4月2 日，新光邮票研究会在杭州青年会礼堂举办邮票展览。1936年8 月17日，芜湖大同邮票会在芜湖青年会会堂举办邮票展览。 1937年3月21日，新光邮票研究会在上海青年会举办邮票展览。 1937年6月5日，甲戌邮票会在开封青年会举办邮票展览等。基 督教青年会一时成为社会的集邮活动场所。
同时，一些城市的民众教育馆也相继成为举办邮票展览的场 所。如1936年4月1日至14日，广东新会民众教育馆赞助支持 当地集邮者张文光、李华焕举办的邮票展览，展出邮票近5000 枚，参观的人很踊跃，展框和展柜的玻璃被压碎了十余块。同年9月10日，北平民众教育馆举办的邮政展览会，除展览邮政器 知和邮政出版物外，还展出各种邮票和明信片。

     1937年3月1日至7日，由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严称组织集 邮者在美术馆举办的世界邮票展览，展出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 行的邮票2000多枚。展览不收门票，观众多达4500人次。青年会、民教馆、美术馆为邮票展览提供场所，表明集邮活 动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已得到认可，并登上了社会的大雅之堂。此外，广播电台也开播集邮讲座。上海开洛电台经理曹仲渊 (中华邮票会会员)于1926年7月24日下午4时邀请周今觉在电 台发表了 30分钟的《集邮之趣味与禆益》的演说。周今觉在演 说中简述了邮票的历史，指出“集邮乃王者之嗜好”。呼吁初集 邮者不要贪图种类多的各国邮票。提倡中国人集中国邮票，‘‘华 邮已经有了四十九年的历史，中国经过无数变化改革，奇珍异品 叠出不穷。近几年来市价腾腾上长，日新月异，已变为一个极时 髦的国度了。” “但是国内的实力，究竟还嫌太差，实力不足的原 因是因为新进的集邮家太少，声气太孤。”他“希望中流社会的 人们节省一切玩好娱乐的费用，从事集邮，人人都有一本小邮集 ……各从其所好。”他还提到了邮票增值：“集邮不是消费虚糜的 性质，乃是投资储蓄的性质……有许多外国人，早年集成的邮 册，到了晚年卖掉，得了十倍、百倍的厚利。”他最后欢迎加入 中华邮票会，可以受到集邮指导。对周今觉的这次广播演说，曹 仲渊事后发表文章说：“周君今觉，集邮仅三年，费二十万金， 其雄心毅力，已有足多。每获一品必刻意精研，穷源竟委，以华 邮为主，旁及远东列国，援古证今，发明至溥，更与东西各国集 邮专家上下议论，剖析毫厘，人多推服。” “……电波之传播，放 广长舌，为听众说法，十方三界，亦既有缘谛听矣。”周今觉的 集邮广播演说，开创了中国集邮广播之先河。

     二、收藏与研究领域的扩展
      集邮活动，离不开邮政。邮票的接连发行，以及邮政业务的 发展与变化，都在不断扩大集邮者的收藏视野及集邮研究领域。 集邮者收集到一定数量的邮品后，研究整理就变得更加重要，否 则，单纯的收集活动不能带来收藏的乐趣。集邮研究起步于对邮票的发行时间、图案、全套枚数等的探 讨，继而对邮票版式、刷色、齿孔、用纸的研究，从中发现变 体、罕品和珍品。由于许多集邮名词始于外文，中文译名的确定 也成为集邮研究项目。随着集邮范围的扩大，对封、片、简、戳 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邮票进人商品市场后，因邮票行情升值、贏利诱发了作伪行为。对邮品的研究也可以增强集邮者精于辨伪的能力。

    1.邮票研究
     中国集邮者最先感兴趣的研究活动是对邮票价格查询本身的研究。研 究对象以淸代、民国邮票为主，同时包括各地商埠邮票和外国在 华邮局邮票。研究内容涉及邮票的版式、纸张、刷色、齿孔等。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周今觉的《论“大龙邮票”版式》， 王聘彦的《慈瘩万寿纪念票刷色表解》、《关于前清五分棕色欠资 票问題之讨论》、《总理像邮票图案分大小型之研究》，阎东魁的 《烈士半分票图案大小型之研究》，“怡生”的《伦敦、北京简易 鉴别法》等等。周今觉收藏大龙邮票千余枚，对大龙邮票的研究 也最有成果，在1925年10月出版的《邮乘》创刊号和12月出 版的第二期中，对大龙邮票的描述已是洋洋万言，对其社会发行时间，邮票图案、齿孔、刷色、纸质、票幅、版式、背 胶、水印、版模、变异等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现摘其“论版式” 中的一段，以管窥豹：“第一次票最有研究之价值与趣味者，莫如其版式。此一类 之研究，初无人注意，自勒夫雷司提倡于前，响应于后，乃渐为人所重视。人皆知上海票第一次有版式 之不同，一望即可辨别。顾中国第一次票却不如是之易。盖彼为 木版，每一枚三边线、版心及文字，皆人工凑合而成，故错落参 差，易生差别。此则铜模精铸，形式雷同，辨别仅在几希推微之 间，故虽以勒、朴两氏先后精研，尚有数种不能辨出之版式，即 仅能辨出者，亦尚有多数只可意会不可言诠之处，著书者仅能将 其中较易识别者之数种，考其分合变迁之变，示读者以梗概而 已，第一次票版模，一分、三分、五分各二十五枚，共七十五 枚。本各个散置，至印刷时，然后掇凑成版，印毕复拆散之。每 印一次，即重排列一次，每次排列次序当然不同。故发现一个不 同之版式，即可知其已重印一次。集邮家以为薄纸、阔边、厚纸 三次不同，必只印刷三次，此大误也。吾人划分此三期者，因其 纸质幅广，显然易分之故。其实每一期中，重印已不止一次，其 详细次数，虽不可知，但吾人苟就其版式排列之不同而考之，亦 可得其大概。就余所考知者，一分票薄纸者有三种版式，即排印 三次，下同阔边者只一种版式，厚纸者有三种版式。三分票 版式：薄纸者有三种，阔边者只一种，厚纸者有三种。五分票版 式：薄纸者只一种，阔边者亦只一种，厚纸者有三种。统而观 之，阔边者版式最少，固由全张及大方连不易得，参考材料缺乏 之故，亦实由发行期限甚短，不足一年，即改为厚纸，当时或只 印一次，未曾再版，亦未可知也。”

     周今觉对大龙邮票版式研究甚为精深，在当时屈指可数，他 的文章发表后，对中国邮票的版式研究起到引导作用。
      1.加盖票研究
      我国自清末开始，因政权更迭、改变币制而将邮票另行加盖 文字或新面值后发行的，至20世纪30年代种类较多。有些加盖 版式、字体不一，发售数量亦不相等。诸如在加盖票上出现的加 盖长矩、短矩，加盖大字、小字、机盖、手盖、木戳加盖、铜戳加盖，楷体字、宋体字、红色加盖、黑色加盖，加盖歪头、直 头、加盖原票版别、纸质不同，以及加盖厂家不同等等。因此， 加盖票在研究中具有丰富的内容，集邮家对此有很大的研究兴 趣。在此期间，发表的研究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周今觉的 《红印花小二分版式研究》，阮景光的《万寿加盖票全张之我见》， “冷然”的《万寿加盖小字票长短距之研究》，戴郁华的《滇省初 次加盖票之脞谈》，张包子俊的《新疆暂作航空票之研究》，“惜 邮”的《总理像再版四分暂作一分票说》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 出当时对加盖票的收集与研究状况。

        2.首航封的收集研究
        中国在1920年5月7日作北京至天津飞机运载邮件试验成 功。1921年7月1日发行第一套航空邮票，同时首次开通北京至 济南航空邮班。随之陆续开通国内其他城市航空邮班，以及国外 航空邮班。每次首次航空邮班的开通，中国集邮者都不失时机的 收集实寄封、纪念邮戳、纪念封以及有关的航线与邮班的资料， 并进行研究。在此时期，已发表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亦 亨”的《中国历次航邮志略》，谢鄂知的《中国航空邮政述略》， 戴郁华的《陕滇航邮再记》，“棣村”的《记上海广州间第一次航 空邮政》等。收集研究首航封及其相关史料，已成为当时集邮者 的热门。

       3.明信片研究
      中国邮政明信片与邮票相比发行的种量较少，但已引起一些 集邮者的注意。当时的代表人物为上海谢鄂常 浙江嘉兴人，20岁开始集邮，乃新光、中华、甲戌三大邮会会 员。谢鄂常专门收集中国明信片、邮简，有明信片专家之称。集 邮家张赓伯对谢鄂常甚为敬佩，曾记述：“十六七年间〔1927— 1928年）即知谢鄂常君为此类副品之专门搜集家。因与通信， 开始集片，时正式国邮片笺，只数十种……至廿一年秋，余由哈来沪，始见及鄂常兄之片笺集，有数十厚册之多，叹为观止。” 谢鄂常主要著述有：《中国邮政特别信述》、《中国邮政片草 用》、《西湖博览会之纪念片统计》、《纪白集藏常识之商讨》等。

     4.邮戮研究
     邮政戳记，是研究邮政史、邮票史的依据之一，同时也是研 究实寄封邮递过程或真伪的重要依据。在20世纪20—30年代， 中国集邮者对邮政戳记的收集研究已很重视，有关研究文章也不 断在当时的邮刊中出现。李弗如是中国最早提倡搜集地名戳票的 集邮家，他长期坚持搜集地名戳票，共集4000多种（枚〉，分贴 六大巨册。著述有：《搜集地名邮票之兴趣》、《邮戳漫谭》等。 以收集研究实寄封及邮戳闻名的集邮家还有赵世暹（字敦甫，中 华邮票会会员张赓伯曾写道：“……君初本集华邮，后因对于 邮截，特感兴趣，乃放弃正票而专集邮票信封，所集自海关至近 代止，不下四五千枚……君尝谓研究邮戳为国邮史料上最重要 者，而乏人注意，故愿多集材料，辑一专书。”主要著述有： 《1920年中俄客邮》、《研究邮戳的小建议》等。此外，专门研究 文章还有赵善长的《我国邮戳过程概略》、《军邮业务局戳》；姜 治方的《八国联军时代军事邮戳记》；“睡客”的《邮件上之标语 戳》；万灿文的《迪化壬字邮戳之我见》；张包子俊的《珠江号之 邮章》等。可见，邮戳的收集研究范围已涉及到邮政日戳、纪念 戳、军邮戳、标语戳，其他邮政戳记等等，并且具有了一定的水 平。

     5.集邮理论研究
      在此时期，我国集邮界除不断扩大收集研究范围外，并开始 注意运用理论的方式，引导集邮活动，探讨集邮问题，规范集邮 用语，逐渐形成集邮理论，当时称之为邮学。这种理论上的研 讨，其代表作有：周今觉的《邮学刍言》、《集邮家与邮学家》， 汪剑魂的《玩物丧志与集邮》，李隽青的《集邮的“三何”问题》，姜治方的《集邮不普及的原因》，王聘彦的<邮学辞典草案>、《华邮与邮片名称之商榷》等。并且在邮刊上掀起了有关 “前四宝"、“后四宝”的讨论。
袁寒云首先提出不同观点，认为：“窃谓四宝中漏盖之红印 花，不当列人。盖印花未经加盖，则无关于邮也，其价值虽贵， 不得视为邮中之宝。且列人四宝，尤足启外人轻视华邮之心。将 谓支那贵券，区区四品，尚籍一印花券而足成之，可以觇其寡陋 矣。如是宁不为国邮之玷耶？故予将以中华邮票会会员之地位， 提出修正四宝之议案，请全会公决之。予意拟以万寿日本版加盖 大字短距离二分改二分之新券，替为四宝之一，考邮诸名宿，以 为如何?”此论点立即得到苏州著名邮商卢賦梅的赞同：“前读去年十 一月六号晶报，报载寒云姻兄论及国邮中之四宝，有漏盖暂作印 花一枚，因与邮票无关，不宜列人四宝中，至理名言，确切不 移。足征研究有素，鉴观不爽。欧美收藏家，对于印花兼收并 蓄，亦颇重视，其漏盖红印花应人印花集内，价值之低昂，不亚 于邮票。试观国外目录所载，当亦可知，若以漏盖红印花误作邮 票，而粘于信封者，仍不得视为至宝。故袁君之意拟舍此红印花 票，而以万寿日本版加盖大字短距离二分暂作二分新票作为四宝 之一，诚哉是言，实获我心。”而有署名“忆媚”者却提出：“余以为无论其为红印花为万 寿，均不应列人华邮四宝，以此二类亦犹之临时中立，珍品极 多，列其一二则挂一漏万，一一列人，则虽十宝八宝尤不能容 之。反不如听其各张一军，择其能与二元宫门倒印抗衡者，列成 一军。如是则万寿、红印花、临时中立四宝四者，互相对峙，将 为华邮中珍品荟萃之所矣，望诸大集邮家有以确定之。”一署名“雪”者则提出：“故华邮四宝之名，仅红印花加盖 一元小字票，能名符其实耳。”而集邮家凌能夏却认为：“余以为欲罗列珍贵之票者，可按 时期以容之，如清初之珍品也，1897年过渡时代之珍品也，民 国之珍品也，分门别类，庶几网罗无遗。珍品荟萃，有新发现 者，则随时加人，不必斤斤于数字之间。”虽然集邮界对华邮四宝之说议论纷纷，但周今觉不为所动， 坚持己见。至1927年，国人多认为前清邮票与民初邮票合为四 珍，似有不妥，而提出以“红印花小字二分倒盖兼复盖”取代 “二元宫门倒印”，并提出“民国四珍”。此四珍有“二元宫门倒 印”、“三分暂作二分倒盖”、“四分暂作三分倒盖”，“限新省贴用 误作限省新贴用”。此四珍基本得到集邮界的认可。后来，集邮 界将清代四宝称为“前四宝”或称之为“红印花四宝”。民国四 珍称之为“后四宝”。

集邮四宝的提出和认可促进了中外集邮家对中国珍邮的搜 集、研究以及华邮票价格查询的身价。至今上述珍品仍作为评价中国传统邮 集珍罕程度的主要依据。集邮理论研究的出现，邮学的逐渐形成，表明我国的集邮活 动正在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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